陈望凝望着眼前的舆图，脑海之中也浮现出了曾经所看过的史料和文献。
史书上对于崇祯九年上半年记载极为有限。
尤其是三月之时高迎祥领兵经由河南省的南阳府，进入湖广省的襄阳、勋阳重返陕西这段历史更是摸棱两可。
各方的记录也是颇为杂乱，不过这些对于陈望来说梳理并非是一件难事。
崇祯九年的时间线，如果按照月份，以及南方、北方、还有关外三个地域来细分，慢慢的推进一切就很清晰。
这里的南方是指河南、湖广、陕西省南部的汉中府一带，也就是高迎祥等部活动的区域。
而北方则是指陕西的中部和北部地带，也就是李自成和惠登相活动的区域。
关外自然是指北方的后金。
一月。
南方：高迎祥等部于南直隶等地活动，受挫之后西入归德再度返回河南。
二月。
北方战场：陕西农民军遭受重创，宁夏兵变。
南方战场：高迎祥攻密县、破登州，与张献忠等部合兵一处，南下南阳府。
卢象升命令祖大乐守备南阳府东面的汝宁府，又让祖宽守备南阳府的邓州，自己领军追击高迎祥。
这一时期，高迎祥麾下主力并没有折损太过于严重，不过被卢象升一路追击已经是疲惫不堪。
虽然在和卢象升作战之中一直是败多胜少，但是死伤的大部分都是马军和普通的步队饥兵，谈不上什么伤筋动骨。
但这个时候其实还是高迎祥麾下军队最为虚弱的时候。
卢象升知道高迎祥想要渡河南下进入勋阳、襄阳地区，于是提前告知湖广巡抚王梦尹和郧阳抚治宋祖舜两人，命两人领兵沿汉江设防，阻拦高迎祥渡河。
但是两人在提前得知高迎祥将要渡河的消息之后，还是没有守住汉江。
高迎祥率领精骑自光化偷渡汉江进入勋阳，汉江防线形同虚设就此瓦解，湖广巡抚王梦尹和郧阳抚治宋祖舜不敢野战，带领军兵返回城池。
汉江之役的取胜让高迎祥有了别样的想法。
在卢象升渡江之后。高迎祥返身复战卢象升。
这一战卢象升遭遇了惨败，仅以单骑身还，险些身陨，还丢失了重要的关防印信。
《明大司马卢公年谱》记载：
“贼自光化度羊皮滩入襄阳，或突郧、均。”
“公檄总兵秦翼明、副将雷时声由南漳、谷城克期入山击贼，翼明失道后期，贼侦视无援，遂环山断路，从后逆击，雷时声战死。”
“公单骑由绝涧度，亡其关防，既而与大兵合。”
“边兵习骑射，不便登涉，山气熏蒸，多染疾疫。”
高迎祥率兵从容南下，进入了勋阳、均州等地的山区。
卢象升收拢残兵之后再度会和诸将，派遣祖宽领关宁军再度进剿。
祖宽麾下的关宁军本就多患疾病，又缺乏军饷，更不熟悉山地地形，一时间哗变鼓噪者众多。
卢象升只能是征调四川及筸子地方的土兵来搜捕均州的农民军。
《明史·列传·卷一百四十九》记载：
“宽等骑军，不利阻隘，副将王进忠军哗，罗岱、刘肇基兵多逃，追之则弯弓内向。”
“象升乃调四川及筸子土兵，搜捕均州贼。”
这个时候，高迎祥和张献忠等部活动于勋阳府、襄阳府两府之间。
而卢象升遭遇了惨败，麾下军兵折损严重，也是无力再行追击，只能暂时稳住阵线，屯兵于汉江沿岸。
三月。
山西在遭受连年的旱灾、虫灾后，又发生大饥荒。
时饥民无粮，只得食树皮、草叶。
树皮、草叶尽，乃人相食。
临近山西的河南南阳，也发生饥荒。
唐王聿键奏河南南阳饥，甚有母烹其女以食者。
崇祯帝乃下诏发三千五百金赈济山西、南阳，并免山西被灾州县新旧二饷。
在南方，高迎祥带领军队由郧阳、襄阳向兴安、汉中方向开始进军。
在北方，李自成则是从南山越过了商、雒，进犯巩昌府的北部，被左光先、曹变蛟两部击破后一路逃往了庆阳府北部环县。
史书之中记载寥寥，仅有只言片语，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事。
但是这一个月也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发生，虽然这一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的波澜，但却极大的影响了历史的进程——孙传庭来了。
崇祯九年，三月，陕西巡抚甘学阔被罢，新任陕西巡抚由孙传庭接任。
这个时候的孙传庭刚刚复起，虽然小有名声，被赞有“边才”，因此越级升为顺天府府丞，但声名仅限顺天府一地。
在孙传庭接任陕西巡抚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看重孙传庭。
在这个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到，就在孙传庭赶赴陕西上任不到两个月时间便做了一件大事——生擒高迎祥！
四月。
四月之时关内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动乱和事件，但是关外却是发生了一件让崇祯极为愤怒的大事——黄台吉称帝了。
四月十一日。
关外，黄台吉在辽东盛京天坛祭天，“践天子位”，受尊号为“宽温仁圣皇帝“，定国号“大清”，改元崇德。
关内腹地，官兵和流寇在勋阳一带陷入僵持之中。
只知道高迎祥在汉中府的东部一直活动，并没有记录其攻下了多少城池。
卢象升在三月遭遇失败之后，便一直领兵呆在勋襄一带，关宁军多骑兵不习山地作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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