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商君曰：杀人不为暴，赏人不为仁，臣等安敢轻废乎？”
刘进听着，凛然正色，拜道：“胡县尉所言，孤知矣，谨受教！”
经过了无数事情，特别是看了大量其他学派的著作和论述后，刘进现在已经知道了。
仁义道德，不止是儒家在讲。
法家、黄老学派还有墨家，都在讲。
只是彼此定义的‘仁义道德’的含义有所偏差。
就像法家，法家认为的仁义，是公平。
而胡乱的杀人和施加刑罚，或者随随便便的赏赐和加恩，是法家所反对和唾弃的。
法家是多酷吏，但正统的法家官员杀人一定是依法处置。
“不敢当殿下缪赞……”胡建深深拜道：“臣今日来，乃是欲向殿下及侍中汇报臣与臣诸官上任以来，所置案件及新丰刑狱之事……”
说着他就打开了面前的简牍，道：“自臣受命以来，累计审讯、提审、决案三百余起……其中，两百起为公室告，余者皆为非公室告……”
刘进听着，有些不解，对张越问道：“张卿何为公室告，何为非公室告？”
张越听了，答道：“回禀殿下，公室告者，贼盗、杀伤、侵害他人也，非公室告，子盗父母，父母擅杀、伤子女、奴婢也……”
“依汉律，公室告，官府提讼，非公室告，民自讼，且若为子告父母、奴婢臣妾告主，若非涉及大不敬、无道等罪，皆勿听……”
“此外，若是父母告子女、妻告夫，皆三环，三环而后听！”
简单的来说，这是汉承秦制的一个明显证明。
整个汉律的系统，都是从秦律复制过来。
虽然百年来，老刘家自己打了不少补丁，修改和增加、删除了无数条款，元光后更由张汤带头搞起了‘春秋决狱’。
但在实际上，整个汉律的精神和核心，依然是秦法秦律。
而在这个体系之中，最最鲜明的特征，就是将公共犯罪与家庭犯罪分开。
公共犯罪，追查到底，无论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，只要被察觉，官府就有义务有责任追究犯罪分子的责任。
而家庭犯罪，则是民不举而官不纠。
甚至，即使百姓要告，有些事情，也是不允许上告的。
譬如子告父母，奴婢告主，官府绝对不许受理，假如原告坚持要告，那就要先追究这个人的法律责任！
反过来，父母告子女，丈夫告妻子，妻子告丈夫，都需要三环，三环之后才可以受理。
什么叫三环呢？
就是三次劝说和调解。
请地方三老、有名望的士大夫和家庭内部以及官府的人士去劝说、祢和，尽量争取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和解。
在这个角度来说，法家对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维护也是相当积极的。
刘进听完张越的解释，觉得很合理，便点了点头。
但他哪知道，儒家的士大夫们恨死了这套体系。
哪怕是公羊学派，也认为这个系统很不好。
为什么？
因为这是秦法秦律啊！
本来说好了，大家一起携手奔太平，你却偷偷摸摸拉上了法家的小手？
不能忍啊！
故而，从董仲舒开始，公羊学派就嚷嚷着要‘为汉制法’，并且深深觉得自己承担了这样的历史使命。
但问题是……
儒生们对法律一知半解，对于怎么设计一套全新的、切实可行的又不妨碍和干扰国计民生的法律没有任何准备。
于是，这个事情就一直搁置了下去。
但……
儒生们虽然自己拿不出解决办法，但你皇帝不改，那就是你皇帝的不是。
等元成以后，公羊学派决定抛弃刘家时，这个原因占了很大成分。
当然，公羊学派还算好的。
谷梁和左传，更加猖狂。
公羊学派的士大夫们虽然觉得老刘家你特么的忽悠劳资，偶要拿小拳拳锤你胸口。
但只要当了官，基本都还会按章做事，以免自己蒙春秋之诛，背上了不忠之名。
但谷梁和左传的人，只要当了官，那就非暴力不合作。
将整套汉律都放到一边，自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事了。
他们最爱做的事情就是，遇到案子，先看看法律合不合自己三观，合则用，不合就当做不知道，然后用自己的解释来处理问题。
屁股决定脑袋的故事，屡见不鲜。
譬如前些时候郁夷的事情就是如此。
当然，这些事情，张越暂时还不想提醒刘进。
以后再说，说不定，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理由呢！
站在张越的角度来看，汉律是秦律的延伸，而秦律又是战国时代的产物。
到现在，这个系统也用了差不多两三百年了，很多东西确实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脚步，必须做出变革了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董仲舒的理解，倒也不算错误。
只是，儒生的通病嘛。
提出问题可以（连东林党都知道），但解决问题嘛……
反正从孔子到现在，张越也没有见过几个既能提出问题，还能解决的儒生。
可能也就子夏、荀子等聊聊数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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